日本侵略者在侵占東北后，加緊了對華北的爭奪。1935年6月中旬，在日本脅迫下，國民黨“中央軍”撤出平津和河北，整個華北危在旦夕。1935年12月9日，北平學生舉行聲勢浩大的抗日游行，由此開始的一二·九運動迅速波及全國，標志著中國人民抗日救亡運動新高潮的到來。全國抗日救亡運動新高潮的興起說明，中國已處于政治形勢大變動的前夜。把各種要求抗日的力量匯合起來，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御外敵，這一使命落在中國共產黨身上。

　　1935年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草擬《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八一宣言)，不久公開發表。宣言主張停止內戰，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對日作戰。

　　1936年上半年，黨中央和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先后派馮雪峰、潘漢年到上海，與那里的黨組織重新建立聯系，積極開展統一戰線工作。5月，愛國人士宋慶齡、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章乃器等發起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與此同時，黨對駐扎在西北地區的以張學良為首的東北軍和以楊虎城為首的第十七路軍的統一戰線工作取得突破性進展。到1936年上半年，紅軍和東北軍、第十七路軍之間，實際已停止敵對行動。但是，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并沒有根本改變。

這是當時刊登在《西北文化日報》上的西安事變的消息。 新華社圖片

　　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親赴西安，逼迫張學良、楊虎城率部“剿共”。張學良、楊虎城在向蔣介石要求抗日遭拒后，于12月12日凌晨，采取了“兵諫”,扣留了蔣介石，并通電全國，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等八項主張。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發動西安事變的著名愛國將領張學良（左）、楊虎城（右） 新華社圖片

　　事變發生后，張學良連夜電告中共中央。黨中央派周恩來于12月17日到達西安。在弄清情況后，黨中央以中華民族團結抗日的大局為重，獨立自主確定了用和平方式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據此，周恩來與張學良、楊虎城共同努力，經過談判，迫使蔣介石作出“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的承諾。

西安事變舊址——兵諫亭。 新華社圖片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對促成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從此，十年內戰的局面基本結束，國內和平初步實現。在抗日的前提下，國共兩黨實行第二次合作已成為不可抗拒的大勢。